1934年 “六七月事件”之后，湘鄂赣省委机关转移到奉新、百丈一带,组织突围。到达铜鼓之西时,突遭敌袭击,队伍被打散,唯一的电台被打掉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省委一方面大胆领导群众坚持斗争，另一方面,积极了解党中央的去向,坚持派人寻找党中央。

当时,要找到党中央是很不容易的,在我之前,省委曾七次派人找党中央,都失败了。在我之后,省委紧接着又派过一次。连我在内,共九次。这最后两次,终于同党中央联系上了,并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,带回了中央的文件,实现了我们的愿望。

最先派出军区政治部主任林瑞笙，到湘赣边区找党中央,结果在江西莲花英勇牺牲了。接着派出省委组织部长黎申庚去湘赣，他到了bet36体育在线、萍乡,也没有打听到党中央的消息。不久，又派陈龙彪出去找，到宜萍地区遇上敌人，没办法通过，就返回省委了。1935年6月，省委又派交通员赵构丰到上海去找，结果又落空了。党中央在哪里？省委根据以前掌握的一些情况，再派赵构丰到湘鄂西找任弼时同志，以实现同中央的联系。赵构丰在永顺找到二、六军团的领导同志，简单汇报了省委的情况，带回“任弼时同志在红六军团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”和“第五次反‘围剿’报告提纲”两个文件。并从二、六军团得知党中央在陕北的消息。于是，省委抓紧时间，于1936年初派赵德兴去陕北找党中央，在经过湖北赵李桥时，不幸遭敌袭击牺牲。第六次找党中央的任务又失败了。第七次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以后，省委派李楚民去西安找党中央，因为敌人封锁严密，加之缺乏路费，没有找到党中央办事处。

1937年春，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师长张正坤从延安写信给其弟张本治说：“红军已到陕北，党中央在延安”。湘鄂赣省委领导看信后决定立即派人去延安找中共中央。这便是我去的那一次。那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，辜家洞下着细雨，傅秋涛把我和李楚民一同叫到省委，很严肃的对我们说：“省委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叫你俩去完成，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司令同志，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到，一定是派我们到延安去找党中央。”傅秋涛面带笑容的说：“算你猜着了，省委决定派你和楚民同志去延安，向党中央汇报，其南同志，你在机关工作的时间较长，对省委的组织活动很熟悉，目前，红16师在武宁修水一带行动，需要中央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来工作，这些都要详细向党中央汇报。”他又叮嘱楚民说：“你有上次去西安的经验，要同其南同志认真配合，带好文件，领好路。为找党中央，我们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你们这是第八次，一定要成功。”

6月8日凌晨3点多钟，我们从辜家洞出发，经过浏阳、永安到长沙，又坐船到靖港，然后到铜官找到地下党工作站，和李明秋同志一起反复研究行动路线。接着又乘船到武汉，坐火车到郑州，又从潼关转车到永济。听那儿的百姓说在渭南一些地方驻有共产党的队伍。我和楚民到蒲城、富平找了一天无果。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了富平县流曲镇。吃过晚饭后，到镇上走了走，往西北方向走了一里多路，突然发现远处有部队，见他们戴着红军八角帽，墙上有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标语字样。我猜想是红六军团，但谨慎起见，没有立即去接近他们。回到旅馆，两人商量后决定由我先去了解情况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按计划到部队营房去观察动静，听到好多南方人的讲话声，还有家乡口音，我断定是自己的队伍，便放心大胆地走过去，跟门口站岗战士交谈起来。却看到张启龙（1930年，他当县苏维埃主席出席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时，我还听过他的报告）在院子里看报，我拔腿向院里跑去，张启龙见了我，迟疑了一阵，用审视的目光问我从哪里来，是哪里人？什么时候来的？要到哪里去？我一一作了回答。并说明我们共来了两个人，另一位还在饭店里。他叫人把李楚民同志接来，要我们汇报了省委、红十六师的情况。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震同志（当时是六军团政委）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，又到红二方面军的所在地庄里镇住了2天后，启程去延安。

7月4日，我们到了延安，把省委给中央的信交给了李富春同志，汇报了湘鄂赣苏区的情况。20日，省委派出的第九批寻找党中央的邓洪和李明秋也来到了延安。23日，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接见了我和邓洪。我向主席汇报了“六七月事件”后，我们怎样坚持三年的斗争，军队两次被打垮、两次又建立，现在还保存了几百名干部、1000多名战士。毛泽东同志说，湘鄂赣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争，在同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，坚持斗争，为革命保卫了苏区，保存了力量。他还对湘鄂赣边区未来的斗争做出了指示。之后，李富春、董必武、雪峰、邓洪等同我们开了一个会，具体研究了湘鄂赣的问题。8月4日，我们一行30多人，从延安出发，返回湘鄂赣。